前言：

在混乱是底色的宇宙中，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也必须有所作为，历史上这么干最成功的莫过于基督教。基督教几乎与罗马帝国同龄，陪帝国经历了“罗马治下的和平”和“三世纪的危机”。

她曾经是被帝国频频迫害的邪教，在君士坦丁大帝治下被合法化（公元313年），在狄奥多西大帝治下成为国教（公元380年），整个帝国的唯一合法宗教。基督教在帝国时代茁壮成长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版本。

比如，君士坦丁大帝身边的教会史大师优西比乌把它写成了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们信仰坚定、坚贞不屈、不畏强权的故事，帝国时代最重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把它写成了上帝的真理在迂回曲折中秘密取得胜利的故事，罗马帝国史现代首席专家吉本把它写成了基督教包藏祸心地引发帝国德性堕落和内部倾轧的故事。

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我想从新的角度来看。这个新角度就是乱世英雄的崛起，看看她为什么能在帝国晚期傲视群雄。

乱世英雄的故事和不畏强权、真理获胜、包藏祸心的故事并不绝对冲突，但毫无疑问，重点不同。我不是像优西比乌那样强调信仰的坚贞，因为信仰坚贞固然可歌可泣，并不能保证基督教会成为新的帝国；我也不是像奥古斯丁那样强调真理的伟大，因为伟大真理固然玄妙宏富，并不能保证基督教会在世俗政治中取得节节胜利。

我也不像吉本那样强调心机的暗战，因为勾心斗角固然目的明确，并不能公正地在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之间划清责任的界限，更遮蔽了新老帝国之间责任和权力的合理转移。关于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基本关系，我原则上不同意吉本的基调，他在大部头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把基督教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

甚至可以说，罗马帝国亡了，基督教要负主要责任。但请回想前三节的内容，罗马帝国在帝位继承、武力控制、统治模式三个重大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致命缺陷，戴克里先改革没有解决反而使它们恶化了。罗马帝国大厦将倾，倾不倾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不是说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还不存在，而是说她在帝国的结构里根本就不是支柱，也构不成日耳曼人侵袭那样的重大威胁。该倒的，自己就倒了，赖不着别人。

那么，一代人之后的君士坦丁大帝拥抱基督教，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帝国的衰亡呢？如果是延缓，基督教自然就不用为帝国灭亡负责了；如果是加速，基督教和其他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她要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

帝位继承、武力控制、统治模式三大问题不比基督教的包藏祸心更致命吗？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纠缠在责任分摊的思路里面，我们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认识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被扭曲了。问题问错了，答案怎么周全都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换思路，把晚期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基本关系从敌对关系转变为交接关系，整体图景就变成：基督教会是一个新的帝国，旧的罗马帝国孵化了她。

问题也就变成了，基督教会凭什么具备了帝国的资质，她又是怎么样夺下了帝国的衣钵。前一个问题本节讨论，后一个问题下节讨论。

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

基督教起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巴勒斯坦地区。乡村草根牧师耶稣不满犹太教对底层民众的压制，改动犹太教教义，创立了基督教。

耶稣对犹太教教义的改动主要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权威经典从《圣经·旧约》变成《圣经·新约》，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要是言传身教，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使徒）们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把自己传教的言行记录下来，就成了《圣经·新约》。

第二，上帝形象从严肃、严厉、严酷变成了慈爱、安详、和蔼。上帝爱人，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把纯洁的独生子耶稣派来为有罪的世人赎罪。第三，选民范围从犹太民族变成了所有信耶稣的人。第四，世界结局从上帝指引犹太人去“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变成了末日审判。

第五，教会结构从祭司阶级垄断变成了信徒的平等团契。第六，核心追求从遵从犹太律法的群爱变成爱上帝、爱邻人、爱敌人的博爱。

使徒们在耶稣去世后把基督教的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其中保罗厥功至伟，他把耶稣的核心教义根据帝国多元复杂的情况做出了极其卓越的适应性调整，基督教也逐渐从乡村小教派变成覆盖帝国的世界宗教。

崛起的基督教真的是有心毁掉罗马帝国吗？按照吉本的说法，基督教一方面在道德上软化了罗马人民，刚健勇武被谦卑忍让取代的结果是无力抗击日耳曼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的教派争斗由于基督教信仰的普及而变成了帝国的内部倾轧。

公平地讲，罗马人民不再刚健勇武确实是真的，但被基督教的谦卑忍让取代则未必。因为基督教在合法化进而大面积改造罗马人民道德之前，罗马人刚健勇武的德性就已经腐化了。“三世纪的危机”中，很多皇帝——尤其是有作为的皇帝——都是巴尔干军营出身，这从侧面反映了意大利本土已经不再出产猛将和精兵。

而各地的骄兵悍将对罗马也没有多少忠诚。即便他们一样勇武，但在政治和道德品质上已经和罗马共和传统没多大关系。作为帝国脊梁的士兵早已经被私有化，没有了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的精神已经是常态。

至于帝国内部的倾轧，基督教合法化之前，皇帝像走马灯一样地换，罗马城的元老院变成了嗜利政客的交易所，各地督抚满怀不臣之心，在“三世纪的危机”里已经成了新传统。吉本所言的危害，罗马帝国自己害自己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基督教，罗马帝国亡于德性败坏和内部倾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吉本的思路很容易被简化成阴谋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关系就成了“亿万刁民处心积虑地想害朕”，罗马帝国自然和基督教势不两立，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优西比乌赞颂基督徒信仰坚定的《教会史》里写了无数烈士殉教的悲壮故事，奥古斯丁揭示上帝真理秘密获得胜利的《上帝之城》里写了无数罗马历史事件不知不觉为真理胜利铺平道路的故事，坚定信仰和秘密胜利都可以成为阴谋论的绝佳注释。

罗马帝国也确实残酷迫害过基督教，尼禄、图密善、奥勒留、塞维鲁、德西乌斯、戴克里先都曾经痛下杀手，取消公民权、罚没财产、拆毁教堂、禁止集会都算是轻的，斩首和屠杀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戴克里先在颁布迫害法令之后宫廷在短短半个月内就遭遇两次神秘纵火，之后又查不到任何凶手，似乎彻底坐实了阴谋论。

归结为“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态会把问题极度简单化，皇帝们迫害基督教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安全，更重要的是为了帝国的安全。

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上帝是独一真神，拒绝接受罗马的多神教。对帝国来说，这就是拒绝帝国在宗教上的唯一性，要打破帝国对意义生产的垄断，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帝国的普遍性、神圣性乃至合法性。

帝国的多神教本身用宽容的政策对待各路宗教，却遇到了信仰坚贞的基督教拒不合作。为了保全帝国精神结构的统一和完整，帝国必须对基督教痛下杀手。

不仅是精神上的针锋相对，基督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仰、伦理和组织高度结合的生存样态。一旦有了组织，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在广义的政治的意义上，“帝国面对着一种替代性权力组织。后者具有广泛的包容能力、深入的动员能力，而且是一种伦理的和（按其自己的标准是）民主的组织。它更多地依赖于漫散性权力而非权威性权力，因此处决它的领袖并不能遏止它的组织动力。

不论它怀有何种目标，只要它动员民众，它就具有颠覆性”。对非常熟悉权威性权力的帝国而言，基督教下沉到亿万民众之中的漫散性权力是无法理解的。人类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事物通常都抱以敌意。帝国将基督教视为力量巨大却又神秘莫测的邪教加以严厉打击，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而非乖戾任性的施虐成性。

另一方面，基督教徒拒绝为帝国当兵纳税。对帝国来说，这不仅直接削弱了帝国的硬实力，而且拒绝服从是对帝国权威的公然挑衅。基督徒出于基督教信仰的仁慈信条不愿成为上阵杀敌（人）的士兵，出于财产共有的信条把财产都捐给教会或者救济穷人，尽管不是有心和帝国作对，却触及了帝国的硬底线。

几乎所有对基督教的迫害大多是由皇帝处理有人拒绝当兵的案件启动，对于帝国的精神统一可能皇帝们没那么敏感，但帝国的兵源是皇帝最关心的事情。高高在上的皇帝们越想就越觉得拒绝当兵这件事情匪夷所思，基督教长期的地下秘密集会组织方式更让皇帝们从心生疑窦变成了不寒而栗，于是，连根拔除的做法就出炉了。

屡遭迫害之后，基督教的势力非但拔除不尽，反而如火如荼地野蛮生长，这让皇帝们的恐惧和愤怒变得难以遏制。

离开阴谋论并不难，从皇帝的个人安危转向帝国的宏观考虑就能摆脱狭隘的思维，因此，理解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也不难。但吉本设定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敌对关系并没有就此解开，帝国确实间歇性地对基督教发动猛攻。

但我们不能把帝国的猛攻和迫害、基督徒的殉难和隐忍看成两者之间关系的全部。彻底的敌对关系会带来很多困难，一方面，这种思路很难解释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合法化的重大决定，似乎过往一切殊死搏斗都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个人的大彻大悟画上了句号。

敌对关系越是强劲，君士坦丁大帝的个人转变就越重要、越神秘。另一方面，这种思路解释不了基督教会作为新帝国的成长，解释不了基督教对晚期罗马帝国巨大的统治便利，更解释不了二者之间既合作又斗争、既相互帮扶又相互伤害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