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标志是蛮族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公元1453年，才被奥斯曼帝国灭亡，标志是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破，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

君士坦丁大帝与拜占庭的基本框架

东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就叫罗马帝国，17世纪的西方学者为了把她和西方中世纪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分开，把她叫作“拜占庭”。拜占庭帝国史的通行写法一般都不会再追溯到恺撒和屋大维，而是从君士坦丁大帝讲起。

在他手上，政教合一的帝国模式形成了。这是拜占庭的基本框架，但西方却在中世纪把它扔掉了。拜占庭一直以罗马正统自居，认为西方是蛮族，也不是没有道理。从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让基督教合法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在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保卫战当中壮烈殉国，拜占庭一共延续了1140年，确实长命。

在观念史、制度史、帝国史的脉络当中，拜占庭延续了罗马，但她和罗慕路斯、努玛的罗马，和西庇阿、西塞罗的罗马，和恺撒、屋大维的罗马，已经大不一样了，她通常被叫作“第二罗马”。

拜占庭帝国

从公元313年到公元1054年的罗马史，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因为公元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而断裂。西方的衰朽已经持续了近200年，地位逊于东罗马皇帝的西罗马皇帝从来没有在乱局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废了也就废了，反正君士坦丁堡还有真正的罗马皇帝，罗马帝国并没有倒。

作为历史时期分界线的公元476年，对后世的西方有用、有利、有意义，但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蛮族首领奥多亚克在废除西罗马末帝之后没有自立为帝，他上书君士坦丁堡讨个官衔，皇帝也就顺水推舟任命他为掌管西部的执政官。虽然西方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落入蛮族之手，但在法统上依旧属于罗马帝国。

奥多亚克

西方在法统上脱离拜占庭，一直要到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大帝加冕。在此之前，所有的蛮族国王在法统上都和奥多亚克一样，是拜占庭皇帝的臣子，他们很多人都得到了拜占庭皇帝的委任状。

拜占庭自认为拥有罗马帝国的法统，西方人、教皇、查理曼和国王们都是犯上作乱、阴谋分裂、寡廉鲜耻的野蛮人。

从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驾崩开始，西方和东方正式的分手历程就开始了。

狄奥多西大帝

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任命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为帝国元帅的目的是祸水西引，他难道不知道统治西部的皇帝是他的亲弟弟霍诺里乌斯吗？他难道不知道实际负责帝国西部防卫的是他的“仲父”斯提利科吗？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只不过是西部倾颓和西部大放弃战略的合理结果。

皇帝一旦有雄心壮志、有雄才大略、有足够实力，还是想重新夺回西部的实际控制权，查士丁尼就是如此。他下令编纂了《国法大全》，成就了西方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典。他还派大将军贝利萨留西征，收复了北非和意大利。

但波斯来犯，帝国东线告急，贝利萨留只有撤兵回救，西方又回到了蛮族手中。被两面夹击的东罗马实在没有力量重新完成统一大业，她究竟还是没能拉住西方。

自查士丁尼和贝利萨留之后，收复西部的光荣与梦想被彻底放弃，西方彻底走入中世纪，东罗马也变成了拜占庭，她们渐行渐远，后来在尖锐的斗争中彻底走向敌对。拜占庭和西方确实同出一脉，但终究变成了两个文明。现在我们就走进“第二罗马”，从皇权、教会、军政、地缘四个方面撮其要，记其事。

皇权至上——拜占庭皇权

君士坦丁大帝选择基督教最大的收益是铸就了强悍无比的皇权。拜占庭皇权是典型的世俗政权领袖兼任宗教领袖的一体化结构，跟中国传统的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

拜占庭皇权

这个君权神授的一元化结构在君士坦丁大帝手里就建造完成了，一直是拜占庭皇权在宗教上、政治上、法理上的标准格式，它在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史中从未受到有力的挑战。

戴克里先塑造专制皇权之时已经把皇帝定位成“主人和神”，但没有基督教的上帝背书，哪怕权力再大、排场再大，专制皇权的塑造还是没有完成，因为它的合法性根基不够强悍、不够粗壮。

君士坦丁有了基督教的帮助，这个最根本的难题迎刃而解。皇帝甚至都不再需要屋大维式的元首权力头衔列举，第一公民、首席元老、全军总司令、终身保民官、祭司长、最高大法官和最高行政官都无须多言，这些带有罗马共和色彩的世俗权力头衔根本不足以证明皇权的神圣和伟大，甚至反过来损害了皇权的神圣和伟大。

君士坦丁

皇帝的正式称号就是“巴西琉斯”（Basileus），皇帝（Imperator）和国王（Rex）都可以接受。它们背后出现了一整套令人眩晕的基督教神圣话语：皇帝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上帝的伙伴甚至搭档，是第十三位使徒，是光辉的太阳，是正义之祖、理性和智慧之父、光和生命之源，是真理和美德的分配者……上帝拥有的，皇帝差不多都拥有了；皇帝没有的，除了上帝，谁也不能拥有。

基督教所营造的极其丰盈的神圣世界，完全为皇帝所用。用现在的话说，基督教君权神授理论对暗含共和传统的元首制合法性定位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君士坦丁是在天上，屋大维站得再高也只是站在地上。

屋大维

君权神授理论强化皇权的基本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皇帝无限接近上帝，另一条是皇权的人格化。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颂》把这两条路线都大大地往纵深推进，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它真的是一篇阿谀奉承之辞，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很难找出比它更高级的“马屁经”，它确实抓住了神化皇权的关键。拜占庭皇权也确实沿着这两条路线强化皇权的合法性基础，把皇权的根基做得无比的厚重扎实。这样至高无上的皇权怕是罗慕路斯和屋大维做梦都不敢想的。

优西比乌

有了上帝作保的无上地位，拜占庭皇权就是帝国权力的源泉和枢纽，一切权力都自皇权派生，由其指挥，对其负责。拜占庭的大小官吏皆由皇帝任免，机构都由皇帝废立。元老院的独立性和实权完全消失，元老成了总督、执政官、总理大臣、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这些顶级官员的荣衔，元老院最重要的职权是协助君士坦丁堡市长管理帝都的市政建设。

执政官也基本上成了荣衔，不再拥有实权。真正在皇帝手下拥有实权的是协助管理中央事务的司法大臣、总理大臣、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君士坦丁堡市长、国库长官、皇家私产长官和秘书，还有帮助皇帝统帅地方的大区长官、总督。

君士坦丁堡牧首

当然，宫廷管理也非常重要，由宫廷大总管负责。拜占庭帝国的权力体系是高度的一元化体系，其客观上的多元性完全与罗马共和传统无关，而只是庞大权力体系膨胀和分化的自然结果。

权力一旦高度集中，权力的争夺就会变得异常激烈和血腥。尽管拜占庭根据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对帝位继承人资格做了详细的顺位排序，表面上的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也占据了帝位继承的大半篇幅，但不用说另外一半的谋权篡位，即便是表面上的合法即位也大多暗藏肮脏和苟且。

查士丁尼

拜占庭面临的军事形势一直高度紧张，“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犹如一部战争史”，皇帝必须是大将军。不能亲自统兵出征，皇帝对元帅的猜忌就是必然。像查士丁尼和贝利萨留这样的圣君名将之间都避免不了，而其他的大部分元帅都是自己上位做了皇帝。事实上合法继位的拜占庭皇帝几乎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军队、后妃、宦官、贵族、教会、首都人民、外国势力等因素加在一起，拜占庭的宫廷史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纷呈”、触目惊心、情节起伏的宫斗大戏，甚至有不止一位皇帝在被杀前受尽了凌辱和酷刑。

查士丁尼及其廷臣

总体而言，拜占庭皇权是帝国的拱顶石，皇帝们异常艰难地夺取和捍卫权力。他们不像中国古代唐朝之后的皇帝们那样大多可以享受文官治理带来的轻松和稳定。他们必须左手紧握军队、右手狠抓权谋，稍有失手便可能万劫不复。

拜占庭皇帝确实是高危职业。这样的高危职业也确实历练了一大批盖世枭雄，很多拜占庭皇帝虽然在道德上声名狼藉，但政治技术都极为高超。纵横捭阖、随机应变、果敢狠绝对他们来说是家常必备。正是因为枭雄皇帝层出不穷，屡屡处于危难之际的拜占庭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这是她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正教会

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她的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拜占庭能支撑1000多年，和东正教会的强大密不可分。

但东正教会又不够强大，一方面，她几乎完全臣服于皇权脚下，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与皇权分庭抗礼的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她几乎没有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以教皇制为顶层结构的等级式教阶制。

东正教的这两个特点互为因果，演化出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的独特政教关系结构。“东正教”这个词严格来说是画蛇添足的误译，她的确切名字叫作“希腊正教”。拜占庭的东正教和西方的大公教同出一脉，她们的根都是耶稣和保罗创立的基督教。

基督教

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拥有希腊、罗马、基督教三大传统的同源性。但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和独立也在公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展开，她们的分离和独立是两个文明的分离和独立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动力。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更重要的道路是在和拜占庭对立和分离以后展开的，使她变得个性十足甚至独一无二的特质是在中世纪形成的。

从教义上看，东正教是保守的、更为原始的、更为民主的基督教，相应地，西方的大公教是创新的、更为与时俱进的、更为等级化的基督教。她们共同承认公元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之前的所有决议。

大公教会

也就是说，七次会议裁决了诸多的教义分歧，得出了正统的、权威的结论，她们都认账。区别在于，东正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创新解释到此为止，而大公教会后来又对基督教教义做出了很多新的解释，这些“创新”，东正教会一概不承认。

可以说，东正教的神学在公元800年就停止了，她坚持保住之前的定论就足够了。比如，东正教会不承认炼狱的存在，不承认教会对信徒有赦罪的权力，不承认圣母玛利亚童贞怀胎生下耶稣的学说，等等。

圣母玛利亚

这些都是西方的教皇和神学家们在中世纪的新发明。东正教会更坚持基督教的使徒传统，教会当中没有森严的等级结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是教皇，只是“平等众生之首”，教区之间、主教之间也没有金字塔式的隶属关系。

观念的差别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构成文明区分的全部，必须加上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演化逻辑，才足以把不同的文明区分开。这里的关键是拜占庭的破坏圣像运动。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是她和犹太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共同信条，也是她们和其他宗教之间极其明显的差别。

犹太教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当中上帝明确地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颁下“十诫”，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那为什么基督教会从前都不破坏圣像，一直到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在公元726年才发动破坏圣像运动？崇拜偶像虽然在摩西十诫里就严令禁止，但人总是习惯通过形象来展开宗教活动，耶稣、圣母、天使、圣人的画像、雕塑、遗物、遗迹都是崇拜的对象。

摩西十诫

“国教”一节强调过，一神教基督教通过封圣的办法收编蛮族的各路毛神，把他们置于教堂的侧龛，这是基督教处理人类精神世界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基本战略。圣像崇拜是基督教对民间宗教和信仰的妥协。

公元726年，利奥三世发布命令严厉禁止偶像崇拜，老百姓家里的耶稣像都不放过，就更不用说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像了，圣母玛利亚的像受到供奉最多，损失自然最为惨重。

利奥三世

所有圣物、圣器乃至圣迹也都在破坏之列。运动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从公元726年到公元780年，第二阶段从公元813年到公元843年。这个行动固然有纯洁教会、回归本源的宗教意图，但更多的是出于控制教会、没收财产的目的。

破坏圣像运动之中被逮捕、拷打、折磨、罚没财产、处决的人不计其数，整个帝国分裂成了两派。总体而言，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是西部反对，东部支持。在拜占庭外部也一样，西方在罗马教皇的率领下全面反对，和拜占庭形成了对峙。

破坏圣像运动

正是在这个巨大的宗教分歧和冲突当中，罗马教皇认定拜占庭皇帝是破坏基督教传统的罪人，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他们决定换人，选择了法兰克人丕平和他的儿子查理曼。之前奉君士坦丁堡皇帝为尊的传统被抛弃了，西方正式地把罗马皇帝、拉丁教会和日耳曼人的新三位一体建立起来。

拱顶石、帝国框架和主体民族都完全和拜占庭分庭抗礼。终于在公元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互相开除教籍，西方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两兄弟割袍断义，各走各路。在拜占庭内部，破坏圣像运动对东正教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皇帝们成功地控制和收编了她。

皇帝在拜占庭确实至高无上，任命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官方语言是：“朕以上帝恩典和上帝赋予之帝国至高无上权力的名义，任命此人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名义归名义，实际控制是另外一回事。